黄杰：野蛮拆迁最终会拆掉合法统治的社会根基

黄杰

频繁上演的野蛮拆迁悲剧一次次地触动着国人神经。最近被广泛报道的复旦博士生孟建伟同学父亲遭拆迁者打死事件，则最真实地体现出掌握着暴力工具的地方政府采用主动进攻老百姓的方式进行“执法”的残酷现实。这起事件似乎在表明，被拆迁一方的弱者，在今天连抗争的机会都没有，而只能在月黑风高的夜晚被野蛮的拆迁队活活打死。

11月13日晚，太原市委公布了对此案五名相关责任人的处理结果。五人被分别予以免职、立案调查、停职检查等处理。然而亦有消息称，有人提出赔偿数百万元进行私了；“他们暗示我1000万元以下都可谈，我说，对这些数字我没有感觉”， 死者长子孟建伟对媒体如是说(《新京报》11月15日)。有政府官员还向家属传递了希望更换他们信得过的律师的想法。这些情况无疑使得该事件的处理更加复杂化和充满变数。

作为悲剧当事人的校友，我对其家庭的遭遇深表同情。无可讳言，这件事情没有像不少其他同类事件一样石沉大海，而是迅速有了一个还说得过去的结果，与受害者身上“复旦”两字不无关联，可另一方面，也不难看出，随后的事情显示出，即使有这两个字，“重视”恐怕也是形式上的，虽有几名地方官员被问责，但被问责、被处分的官员都是低级别的副职，而强拆真正的决策者恐怕未必真是其人。在处理官员的同时，还有人准备用金钱收买的方式私了。所有这些，都在体现出某些官员法治意识的淡漠和权力的嚣张蛮横。

分析近年来发生的多起野蛮拆迁案例，我们发现悲剧发生的一个根源就是地方政府在追逐政绩过程中自身权力的暴虐化和野蛮生长。这其中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悖论：当中央政府在不断强调构建和谐社会、追求以人为本的目标时，许多地方政府却在不断积极主动地制造着社会矛盾和冲突。郑永年曾指出：“当地方政府和资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要么导致地方权力的极权(土皇帝)，要么就导致资本的极权。”现实中国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其实远不止如此，而是资本和权力在地方结盟，形成了一个互为所用的利益共同体(如奥尔森所言的“分利集团”)和政治庇护网络。在当前的房地产开发过程中，进行低额补偿甚至通过野蛮拆迁获取廉价土地，无疑是最能满足上述分利集团利益需求的途径。于是乎，“每一座血房倒下的土地上，后来都耸立起了华丽的大厦”。

可是，拆出来的带血的GDP，即便是对执政者而言，实际上也是得不偿失，因为这将失去国家的根本，包括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以及社会同国家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持续严重的野蛮拆迁最终会拆掉合法统治的政治社会根基，一个失去了民众支持和信任的当权者和政府也就没有了继续领导和执政的合法性。

可以说，权力的暴虐和野蛮生长必然导致以权力严重失控为核心征兆的社会溃败的发生。这种征兆已经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体现为潜规则盛行、道德沦陷、底线失守、精英同大众的严重对立以及社会信任的严重下降，等等。这会导致的社会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的；而没有以个体权益保障和社会信任为基础的公民社会的良性成长，和谐社会终将难以建成，中国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也只能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乌托邦。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前不久宜黄某官员说的通过拆迁“拆出一个新中国”是难以成立的。因为现在各地持续的野蛮拆迁正在不断侵蚀和消解着新中国得以成立和维系的政治社会基础—人民当家做主，更是离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目标：保障国家基本制度健全的条件下逐步实现民主化，并通过民主化的方式制度化地实现和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和正当利益越来越远。

如果野蛮拆迁得不到有效遏制，如果现实生活中，某些当权者继续干着这种伤天害理的事，那么最终就会“拆出一个后中国”！带来中国社会整体崩溃。无疑，这是任何生在中国、热爱中国的人士都不愿看到的灾难性后果。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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