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行政诉讼法解释与房屋拆迁诉讼

199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正式开始实施，只有75条。虽然主要脱胎于民事诉讼法，却开创了中国“民告官”制度的先河，全国各地的法院有了行政庭。

1991年7月11日，为了增强行政诉讼制度的操作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简称贯彻意见）正式出台，共115条。

这一阶段的行政诉讼制度存在受案范围过窄，诉讼程序抄袭民事诉讼较多，诉讼法及贯彻意见的内容驳杂零散等问题。

为了更贴合行政诉讼的特殊规律，有针对性地设计诉讼制度，2000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执行解释）共98条，闪亮登场了。执行解释不但暂时满足了当时的行政审判需要，而且以开阔的眼光，在行政行为的内涵扩展、起诉期限制度设计、裁判类型等方面给下一步的修改完善留下了空间。

鉴于行政诉讼制度的设计，其主要功能之一在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因此，行政诉讼法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引起行政机关管理模式的巨大变动。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多年来稳中求进，小打小闹，不如其他诉讼制度修改的大刀阔斧，正是基于此考虑。

2014年11月，行政诉讼制度终于迎来了一次大修，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简称行政诉讼法（2015修正））于2015年5月1日实施。此次修法立法思路简洁明了，与民事诉讼制度中相同的部分不再规定，直接以一个准用性规范解决重复问题。又结合行政强制法的出台，对行政强制法已有规定的非诉执行部分直接删除。这次大修，在行政协议、复议双被告、规范性文件审查等不少问题上独辟蹊径，当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主要是设计的新制度操作性严重欠佳。

最高院迫不得已在2015年新法实施的同时，匆匆同步出炉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适用解释）。但仅仅27条，远远无法满足实践的需要，最高院行政庭被迫在《法律适用》上撰文表示，2000年的执行解释中部分内容继续有效，以弥补审判实务操作上的捉襟见肘。

这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2016年各地逐渐在探索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于是，全国人大常委为了助力这一制度的设计，于2017年7月1日又颁布了《行政诉讼法》（2017修正），将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嵌入新法第25条第四款。

由于匆匆出台的2015年的《适用解释》过于简陋，部分内容还必须适用15年前的执行解释，这就造成了新旧司法解释无法衔接甚至冲突条款并存的局面。各地法院对于如何正确适用新行政诉讼法、如何准确适用新旧司法解释各显其能，造成了法律适用的严重不统一，制定一部全面的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迫在眉睫！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天的新司法解释带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揭开了盖头，一出台就宣布立即废止了2000年的执行解释和2015年的适用解释，可谓一锤定音。

新司法解释的条款达到了惊人的163条（比新行政诉讼法还多出60条），不仅合并了执行解释和适用解释中已经成熟的内容，还及时吸收了行政审判实务中探索出的实践成果，在管辖异议审查、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复议双被告、规范性文件审查等问题的操作性上，都作出了卓有建树的贡献。

虽然对执行解释和适用解释做了兼收并蓄，但新司法解释仍有意漏下了公益诉讼和行政协议两部分重要的内容。